▲資料圖：沃倫·巴菲特。圖/IC photo

94歲“股神”巴菲特，首次明確批評貿易戰。

當地時間5月3日，被譽為“投資界春晚”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年度股東大會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召開。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首席執行官沃倫·巴菲特出席會議。在回答關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等問題時，巴菲特指出，美國不應該“將貿易當作武器”。美國媒體認為，巴菲特此番表態是他迄今為止對美國政府關稅政策最直接的批評。

按照當天會議公布的數據，這場大會的參會人數達 19700 人，創下歷史新紀錄。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60次的巴菲特股東大會可以發現，全球地緣政治沖突和政策變化盡管一直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投資的背景，卻很少會成為巴菲特答股東問的主題。巴菲特一直更愿意談的是投資的長期主義和人性本身的智慧和關懷。

但這一次，巴菲特罕見地批評了關稅戰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伯克希爾·哈撒韋前所未有的現金儲備，也讓外界憂慮是否連巴菲特都開始進入了觀望狀態。

盡管在會上巴菲特回應這是為了格雷格·阿貝爾未來的接班做好準備，盡管巴菲特一再強調股市在他94年的一生中整體持續上漲，“與歷史大崩盤比，過去幾十天不算什么”，但長期的樂觀主義背后，各方面跡象還是透露著這位“股神”對未來的隱藏憂慮。

巴菲特的投資也受到關稅政策沖擊

巴菲特之所以如此罕見地以“這是一個錯誤”的嚴厲措辭來批評當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當然首先還是和投資本身的沖擊有關系。

今天，關稅戰的負面影響已顯而易見，哪怕是“股神”操盤的伯克希爾也不例外。伯克希爾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其運營利潤同比下降14%，保險承保利潤暴跌48.6%。

這一數據背后，既有美元貶值的沖擊，也與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關稅政策密切相關。關稅政策導致供應鏈成本上升、貿易壁壘增加，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生產布局和成本結構，這種不確定性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盈利能力。比如伯克希爾旗下的能源、運輸等業務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關稅引發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物流成本增加，直接壓縮了利潤空間。對于投資者來說，這種波動意味著更高的風險溢價要求，市場估值邏輯被迫重構。

更為重要的是，關稅戰扭曲了資源配置效率，違背了市場化的投資邏輯。巴菲特強調，“我們應該與世界其他國家開展貿易——我們做我們最擅長的事，他們做他們最擅長的事。”這一觀點的核心在于通過自由貿易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而非通過保護主義手段制造人為壁壘。

然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以“公平貿易”為名，實則通過加征關稅迫使他國讓步，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全球分工體系，還導致企業被迫調整戰略。在這種情況下，對于跨國公司們來說，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區已成為不得已的選擇。但回到企業層面來看，這種因為非市場因素的被動調整，只會大幅增加資本支出和運營成本，降低了投資回報率。對投資者而言，這種低效的資源配置意味著資本的長期回報潛力被削弱。

此外，關稅戰推高了通脹預期，間接影響了資本市場的定價邏輯。在全球貿易沖突升級引發的全球資產拋售潮中，連美國國債這一“終極避險資產”也未能幸免。此前就有分析師認為，目前美國債券市場的動蕩或比股票市場的崩潰有更嚴重的影響。如果關稅繼續存在，美國可能會在秋季面臨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將使2008年的金融危機相形見絀。

在這種情況下，就能夠理解為什么巴菲特會說出“財政政策令人害怕”的表述。在此之前，巴菲特將現金及國債等資產比作“正在逐漸融化的冰塊”。他解釋道：“我們不得不持有這些注定貶值的資產，就像被迫站在緩緩下降的自動扶梯上——你必須跑得更快才能保持原位。”

對全球化時代投資哲學的堅持

更深層次看，巴菲特的批評也反映了其對全球化時代投資哲學的堅持。不夸張地說，巴菲特的一生可謂完整地見證了上一輪全球化從戰后重組到開放共贏協作的全進程。

如果要尋找這個保護主義甚囂塵上時代里的全球化堅定支持者，跨國公司的企業家和類似巴菲特這樣的投資人可能是最后的堡壘之一。他們始終認為，經濟繁榮源于開放合作，而非零和博弈。

所以，巴菲特對關稅戰的批評，本質上是對全球市場的市場穩定性和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捍衛。正如巴菲特所言，當75億人對某一政策不滿時，3億人的“成就”終將難以持久。

從這個角度來說，巴菲特和他投資的那些具有長期價值的公司，是最不希望看到這個世界陷入割裂和對抗的。

因此，值得期待的是，能有更多巴菲特這樣的商業領軍人物站出來表達自己，這種表態或許不能立即扭轉局勢，但因他們的財富和行為的影響力，其觀念反過來也會影響這個時代的變化。

在逆全球化浪潮涌動之際，世界恰恰需要更多回歸到開放、溝通上來。無論是從伯克希爾還是過去數十年的全球經濟增長歷史經驗都已經充分表明，真正的財富創造永遠來自開放、合作與互信，而不是割裂、敵對與高墻。

撰稿 / 陳白（媒體人）

編輯 / 柯銳

校對 / 盧茜